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
文｜奇文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图片来源网络
入清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呼伦贝尔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清朝先后两次向这里移民，第一次在雍正年间，第二次于光绪末年。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地区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本文所探讨的虽然只是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问题，于今也有一定借鉴作用。
清代呼伦贝尔草原移民
本文所述呼伦贝尔地区，是指清代黑龙江将*统辖下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辖区,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西之地。清廷曾两次向这里移民，以期改变地荒人稀的状况。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历史影响都很大,但效果却大相径庭。本文欲就这两次移民史实作对比分析，寻求其成败之因，以及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一、第一次:驻防性移民
第一次移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移民对象主要是游牧民族；二是移民属于*事性质。严格说，*事驻防并不等同于移民，但呼伦贝尔驻防的特点是人口构成非仅官兵，朝廷赐给生产和生活资料,身份亦兵亦民，且由于长期定居，已构成事实上的移民。因此,兼具驻防和移民两种性质。
呼伦贝尔远僻北隅，交通闭塞，一直是蒙古草原“幽静的后院”，各朝代的*治波动很少能触及到这里。但是入清以后，呼伦贝尔地位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首先是出于控制蒙古的需要。由于蒙古的向背对清朝统治的巩固至关重要，有清一代，朝廷非常重视对蒙古的笼络与防范。呼伦贝尔背靠大兴安岭，居高临下，又“与喀尔喀蒙古等处接连驻扎”，恰是清朝“南抚喀尔喀”，监控蒙古的重要基地。其次，为防御沙俄。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定了划定两国东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按条约规定:两国北界以格尔毕齐河，循石大兴安岭（今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南以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尽属中国，河之北岸属俄罗斯。额尔古纳河历来是中国的内河，自是成了中俄两国的界河，呼伦贝尔正处于河之南岸。划界之后，东北的防俄焦点移至额尔古纳河一边。北边因有“天设之险”的外兴安岭为屏障，沙俄难以逾越;惟有尼布楚城是两国互市之地，“与额尔古纳河一皆涉江可达”，呼伦贝尔遂成了北疆最重要的门户和防俄越境的紧要之地。雍正九年（）,清*和准噶尔蒙古战争失利，漠西、漠北形势骤然紧张，为加强对准噶尔防御，并就近训练*队，促使朝廷立即着手经营呼伦贝尔。
雍正十年（）,清廷开始从布特哈八旗抽调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鄂伦春人移驻呼伦贝尔。次年，因察罕叟尔战争的需要调走人，后又从阿尔泰旗下拨额鲁特人、喀尔喀车臣汗旗下新巴尔虎人补充，先后共移来余人。朝廷将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人口，依族别和部落编为索伦（又作呼伦贝尔）和新巴尔虎八旗，凡五十佐领，“划界分牧”，“轮派边卡岀防”。索伦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于沿抵俄罗斯路及与俄交界处分防游牧;右翼四旗,驻牧巡守于喀尔喀河并喀尔喀一带。额鲁特人自成一翼，安置于喀尔喀河以东宽翁河一带巡守。新巴尔虎八旗也分两翼，分别在鄂尔顺（今乌尔逊）河两岸及克鲁伦河一带驻牧。
这次移民的构成主要是游牧和狩猎人口。索伦和新、旧巴尔虎及额鲁特人均是游牧民族，鄂伦春以狩猎为生，在水草丰美、林深树茂的呼伦贝尔地区，都有其适应的生存环境。只有达斡尔人习惯定居种地，被派去准备建城屯垦，但人数不多。另外，移民也不仅仅是驻防官兵，还有家眷和散丁。雍正十年（）黑龙江将*朱尔海（或称卓尔海）奏折中提到：官兵“家中暂时不能分离的未成年人及老弱病等闲散男丁七百九十六人一同迁去”；又考虑“索伦、巴尔虎之民历来惯于游牧生活，可将其家属一同迁去”。这样，实际移居的人口数量更大。若以兵丁为户，一户按4口计，人口至少在1左右。选择游牧民族移民，并携家同往的策略，既适合呼伦贝尔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条件,又有利于移民的稳定。
在安置移民上，为了*事驻防的需要，清廷对这些游牧人口并未以通行漠南具有一定自主权的札萨克制来组织管理，而是编入八旗成为披甲，由朝廷发给俸禄（与正规八旗相比，呼伦贝尔八旗官兵均食半俸）及生产生活资料，专事巡边防御。在组织方法上，虽然采取的是八旗制，但原有部落组织未被打乱，“就其索伦、巴尔虎、额鲁特土著之种族，分设总管，自为钤束”，各有固定的游牧地界，不相混杂。所以实际是利用各族原有的氏族部落管辖所属兵丁，而地方事权则归中央,专由朝廷派大臣一员，加副都统衔，“坐镇其地管辖，三年一更”。乾隆八年（）,又将事权改属黑龙江将*，上隶兵部，属*事系统。这种“因其游牧性质而定为特别之制”的“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既照顾到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组织习惯，又实现了清廷的直接管辖，从而确立了呼伦贝尔驻防体制。
经过雍正朝的积极经营，呼伦贝尔从此成了朝廷直接控制下的*事要区，不久即与大兴安岭东的黑龙江（治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南爱辉镇）、墨尔根（治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和齐齐哈尔城一样，成了黑龙江将*管辖下的副都统驻防区（称呼伦贝尔总管区），亦即二级*事*区。
清朝经营呼伦贝尔的第一次移民是非常顺利的。由于移民属于*事性质，故由官方主持进行,整个移民过程，有行*上的配合，又有充分的财力支持，因此移民规模大，效果也显著。朝廷选择的移民主要是游牧民族人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适宜于他们生存，而且比故地环境条件更为优越。如额鲁特蒙古迁来之前，朝廷就曾允许他们先派人去看看，再做决定。结果看过之后，额鲁特人喜出望外，奏报雍正皇帝说:“那个地方可比阿尔泰强得多，四季都有活路,又特别适合繁殖牲畜，皇上若能把那个地方赏赐给我们居住，我额鲁特人将会个个发财，过上好日子。”正是由于*府给移民提供了传统的、优越的生存环境条件，才确保数以万计的移民人口安心定居于呼伦贝尔。由于这种移民形势在呼伦贝尔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是它实现了朝廷预期的*事目标。呼伦贝尔驻防确立以后，大大加强了边防，提高了防御沙俄和监控蒙古的实力。移民以前,呼伦贝尔因为没有固定人口，沿俄边界和与喀尔喀临界要隘之处所设立的43处内、外卡伦分别由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驻防*内派遣,一月或三月一更，长途跋涉去轮流驻卡巡边，力量薄弱，且官兵人心不稳。呼伦贝尔建立驻防八旗以后，不仅兵力是轮流驻卡时编制的2倍半，各旗分区守御，官兵稳定，防御效果大大提高，而且驻防官兵基本都是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环境，提高了防御质量。另一方面,官兵携家定居，也改变了边疆长期空虚的形势。自移民驻防以后，直至咸丰中俄关系再度恶化之前，尽管沙俄移民已经聚居额尔古纳河界以外,但呼伦贝尔地区却一直平安无战事，这和此次移民不无关系。
二是岭东驿路的开拓，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传统联系的格局。由于*事驻防需要，雍正十年（）,清*府开拓了呼伦贝尔通往岭东的驿路。由海拉尔附近的济拉麻台（今扎罗木德），东穿大兴安岭，终抵齐齐哈尔城。沿途设立10处台站，负责传递*情、敕谕和转输兵员、粮饷。由于岭东驿路打开了通向黑龙江腹地的大门，加之隶属于黑龙江将*,因此也逐渐促进了呼伦贝尔与东北腹心地区的交往。这一变化对呼伦贝尔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加强了其与东北平原的联系，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呼伦贝尔一向与草原单一联系的传统关系格局，突破了固有的自然条件局限。
三是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广人稀的状况，推动了当地畜牧经济的发展。清廷移民驻防以后,一万多人口徙居于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克鲁伦河、伊敏河之间肥美的草原上，这是呼伦贝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状况。加上清朝在移兵的同时，考虑到驻防官兵在新地区的生计问题,还赏赐给官兵足够生活所需的家畜，用以安家立业。根据《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所记，当时的赏赐原则：总管马10匹、乳牛10头、绵羊80只；副总管马8匹、乳牛8头、绵羊60只；佐领马7匹、乳牛7头、绵羊50只；骁骑校马6匹、乳牛6头、绵羊40只；兵丁马5匹、乳牛5头、绵羊30只。据此合其八旗官兵之数（总管5人、副总管8人、佐领52人、骁骑校54人、护*校2人、兵人），总计一次性驱入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小牲畜约达余匹、头、只。清廷大规模人力、畜力的投入，给寂静的草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呼伦贝尔畜牧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游牧经济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发展缓慢,但即使是这样，据光绪十三年统计呼伦贝尔人口已达到人;牲畜的发展更为显著，达到匹、头、只。毫无疑问，若没有清朝初期的移民和投入，寂静的呼伦贝尔草原决不会有这样牲畜繁盛的景观。
四是随着移民的到来和驿路的开通，适应经济交流的需要，草原上岀现了商人、店铺以及市镇。最初，为解决索伦、巴尔虎等官兵茶、布、食物的需要，“相度地势辟海拉尔为市场，招来山西行商贸易”，各商户沿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逐渐划清街道，继后又就商户市房为垣，缺处间筑土障,遂发展成为一个周四里余的市镇。它因介于呼伦和贝尔两湖之间,故得名“呼伦贝尔城”。这就是今天呼伦贝尔盟*治、经济、文化中心海拉尔市的雏形，也是呼伦贝尔草原历史上最早岀现的市镇。商业促进城镇岀现，进而又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
雍正年间移民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它使呼伦贝尔的历史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次移民由于*治和*事原因的制约，其积极影响仍受到很大局限。最突岀的是反映在人口发展问题上。由于呼伦贝尔移民是为了建立*事驻防区，除了与*事相关的移民以外，其他人口一律不允许进入。加之清朝一直对东北实行封禁，中原流民岀关难，更影响自发移民向北发展,所以呼伦贝尔人口发展十分缓慢。自清初移入1多人口后,到清朝末期，历近年的发展，“人口仅三万有奇”，户口惟旗户而已。因此50余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呼伦贝尔草原仍然显得“烟户寥落”，沿边一线“弥望榛芜无人过问”。
二、第二次:移民实边
这一次移民是在清末边疆危机的形势下出现的，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移民对象均是农业人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美、日、德、俄、法、英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东北边疆形势急剧恶化。、年，沙俄先后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瑷辉条约》和《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我黑龙江以北、以东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使东三省不仅失去外兴安岭屏障，一直是内河的黑龙江也成了中俄界河。而沙俄还在加紧向黑龙江北岸移民聚兵，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包括呼伦贝尔在内整个黑龙江南岸地区都陷于危机的境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进占辽东半岛，日、俄南北交侵，形势叵测。为遏止日本侵略势头，二十二年（）,李鸿章以出让东清铁路路权为条件换取沙俄支持,共同对付日本，更加深了东北的危机。东清铁路西起呼伦贝尔，东南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纵贯黑龙江、吉林腹地。沙俄得到东清铁路路权后，不仅可以运输兵粮，“数日可达我腹地，急雷不及掩耳”；还利用铁路地界内的特权，将势力向外渗透，使东北腹心地带也直接受到威胁。
面对形势的急剧恶化，东北的状况甚为担忧。由于长期封禁，极大的延误了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的发展，整个“江省地广人稀”，边境线“绵长四千余里，弥望榛芜，土满为患”。扼守东清铁路入境门户、承担黑龙江上游防俄和监控喀尔喀蒙古重任的呼伦贝尔地区也不例外，“沿边一千五百里，俄境则屯垦相望，我境则荒凉满目，人口稀少”，以致俄人往来无阻,“木植、羊草、河渔、金矿诸利权任人取携”。为尽快扭转上述状况，抵制沙俄侵略，朝廷决定取消封禁，“招民实地，力图抵制”。于是，边疆危机引发的清末大规模、大范围的移民实边，给呼伦贝尔带来了第二次移民机会。
光绪后期开始的这次移民,主要是“招募农民”，通过“兴办屯垦以实边境”。与移民同时产生的问题,是需要建立管理移民（即民人）的地方机构，因而这次移民具有两大内容:一是改制，即改变旧的**合一的八旗驻防制度,将东三省纳入与内地统一的府州县*治体系中，以便于民人进入和管理。二是移民屯垦。显然,无论是推行府州县制还是移民屯垦，都是适合农业地区的做法，对于游牧经济区的呼伦贝尔来说，不可避免会有相当的困难，因此实施中多有折衷之处。
呼伦贝尔全面实施“移民实边”是在光绪三十三年（）。这一年清廷选调熟知边情、办事练达的宋小濂出任呼伦贝尔副都统，主持“移民实边”。
首先是改制。宋小濂到任后先行改制：一是先改制后移民。因呼伦贝尔向无民人,“非预谋建置，难广招徕，故迁民必先设官”。即在行*上先作好迎接移民的准备。二是釆取渐进的做法。鉴于呼伦贝尔游牧地方情况特殊，“骤议更张或恐别生枝节，往返商酌”，决定“先其所急，次第举办”，即逐步推行。先不动旧制，所有例行关系旗务者仍归各旗承办，而于旗署内增设“文案处”，附以“调査局”，专司移民事务。设会计所，整顿各旗出入款项，集中管理，统筹计划。次年，于旗制之外设立“边垦总局”，将前设“会计所”和新设的“官货局”归并其内，专掌“全伦（呼伦贝尔）垦务及分设沿边卡伦、民人、词讼、寻常事务”。总局下面，还设满洲里边垦分局和吉拉林（今室韦乡）设治委员，分区具体管理。边垦总局虽然不是府州县制度，但事实上却担负着开垦及管理民人事务的职责。于是，在不触及旗人利益的情况下，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改制初见成效，形成旗制与民制并存的行*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宣统元年（）清廷裁撤了延续余年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设呼伦道，下辖呼伦直隶厅（治海拉尔）、胪滨府（治满洲里）和室韦厅（治吉拉林）。道是布*使司和按察使司的守、巡辖区,属行*体制。按职官规定：呼伦道的职责既要“承本府（指黑龙江将*）之命办理交涉关税、调遣境内巡防各*”，还要“考核所承辖府厅州县，兼理蒙旗一切事务”。道的设立,标志旗、民两制合而为一，最终步入了与内地统一的民制轨道。稍有不同的是，考虑到呼伦贝尔战略地位的重要，道员特加“参领衔以资控制”，是为兵备道，以适应*事防御和民人管理两种需要。由于宋小濂谨慎适宜的做法，呼伦贝尔民制初步确立，为招民垦荒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移民。由于呼伦贝尔战略地位的特殊，移民实边通过移兵和移民两种途径。
移兵。光绪三十二年（）,即宋小濂上任的前一年，呼伦贝尔曾划出余万晌土地招民开垦,但毫无结果。当时任副都统的苏那木策林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指出：呼伦贝尔气候寒冷，“富者观望不前,穷寒乏（资）前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宋小濂上任后亲自探察了整个呼伦贝尔沿边地带，发现额尔古纳河东岸以及根河等支流两岸，“膏原沃壤，厥土黑坟，微带沙性，水旱无虞”，可以种植成熟期短的铃铛麦、小麦和荞麦等。于是，提出招民垦荒与设置分防卡伦的*事部署结合起来的方案，即将原“坐卡蒙兵一律撤换，招募农民为卡兵”。按照他的计划:呼伦贝尔沿边余里分设21个卡伦，每卡设卡兵30名，以10名巡察边境,20名开荒种地，更换轮替，兵民兼资，所获粮食作为卡兵津贴。在此基础上，待卡兵的垦地种熟能维持生存后，便将所垦土地分给为业，酌量升科停饷。除留10人继续驻卡，其余20人均改籍为民。于是再招20卡兵补充,于未垦之地设卡伦继续开地以屯养戍。以后依此推进，农民日渐增多，呼伦贝尔也得到了开发。这个方案与江省巡抚周树模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他的支持下宋小濂的方案被批准，并由省拨银11万两，进行移民和设卡合并推行的试点。由于*策倾斜，移民效果明显，当年即从吉林、奉天（今辽宁）招来名汉族卡兵，分至各卡“先行筑房凿井”，等待“春融实行开垦”，迈出了招民垦荒的第一步。这次招民边垦能初见成效，主要是走了*事移民的途径,有*府拨款做保证。根据呼伦贝尔光绪三十四年（）有关边垦总局、满洲里边垦分局、吉拉林设制局的开办费、年薪银费用和设立21卡边屯的开办、年薪费及*衣支岀统计，约合银两近15万，早已超出了拨款数额。所幸均“系为整理边防，断难或缓”，全数都由“度支司即由正款下动支”，从而确保了改制和*事移民的顺利进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黑龙江省经费有限，呼伦贝尔*事移民并没有按宋小濂的原计划进行。原计划每卡30人，21卡应招兵人，后因经费不足拟降为每卡20人，招兵名，而实际招徕仅人，依然未能足数。
移民。*事移民受名额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充实边疆的要求，于是在创办*屯的同时,宋小濂又“遣员招民，以为兼营并进之举”。呼伦贝尔自然条件差，“每岁农时得气最晚,早霜积雪，谷既难于成熟，人多不耐久居”，加之路途遥远，民人裹足不敢来。若无“首资扶助”，很难招徕民人。于是三十四年（）二月，宋小濂招放呼伦城以东至哈克车站铁路以北及海拉尔河以南土地时，毅然提出“不收押租”的条件。押租,是种地的租金，又称“地价”。清末朝廷上下经济窘困，地价是*府财*收入的主要来源。有清黑龙江一直是驻防地区，“重*籍而略民治”，经济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地方收入长期基本就是旗人俸饷一项，由部拨或各省协饷。到清末，这唯一的财*收入也因国弱民穷而失去保障,各省协饷“无年不欠，无省不欠”，不过画饼而已。三十四年（）,考虑边疆形势严峻,由部拨另给黑龙江年饷银26万两，以保证官兵生活和*事防御。然而此数对于黑龙江省年开销只是杯水车薪。以同年黑龙江省旗务和*务的开销粗略记算，支银即达万两左右，除去部拨以外的多万两资金全是放荒地价的收入。所以取消押租关系重大，朝廷未予批准。没有*策的倾斜，宋小濂的招民放垦遂因“出放无多”而告失败。呼伦贝尔移民举步维艰,而边界危机却日加严峻，沙俄“岁迁民至数十万布满沿边，建筑兵屯，修筑道路，大有日进无疆”之势。在形势的压力下，东三省总督和江省巡抚先后都不得不提岀更为彻底的“招民垦荒条例”五章二十四条。不仅明确提出在呼伦贝尔招民取消地价，还减免民人赴伦的沿途费用。颇多利益的放弃,更让清廷不满，犹豫再三，拖至宣统元年（）才不得已奏准通行，可是又不予资助和协调,实际还是空头支票。两年后，“沿边荒地仍然无人承领”。清廷急于实边，却又不肯放弃一点利益，以致延误了移民进程。而沙俄却乘呼伦贝尔改制民心波动之机,煽动民族情绪，引发了宣统三年（）“呼伦贝尔独立”事件的发生。历时5年的呼伦贝尔第二次移民仅以名的移民成绩宣告结束。
三、两次移民成败的对比
与第一次移民相比,呼伦贝尔第二次移民除了在改制上顺利完成了旗治向民治的转变外,真正的移民效果十分有限。究其原因：首先，国力衰微和旧*治制度的束缚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边疆危机、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以移民充实开发边疆,是尽快提高边疆防御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朝廷不情愿放弃阻碍移民发展的旧驻防制度,导致移民措施一直不果断，因而延误了移民实边的进程;在经济上朝廷又拿不岀足够资金来支持移民，仅靠本来就没有税收的地方自筹经费,更直接影响了移民的效果。其次，自然环境状况也是影响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呼伦贝尔气候寒冷、路途遥远，令中原移民生畏;另一方面由于草原经济环境条件的局限，靠耕种难以生存，也影响了移民屯戍的推行。呼伦贝尔第一次移民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移民均是游牧狩猎民族,适宜于此地生存,所以虽然移民规模大，却效果十分显著。清末移民确定的对象是屯垦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移民实边”失败的结局。雍正年间移民驻防时，为减轻转输粮饷的负担，朝廷就曾试验过屯田。第一批进入的名官兵，曾被安置在“可以种地筑城”的济拉麻台河口处，“试验种植”。第二年，又从齐齐哈尔等处水手壮丁中，选派人往伊敏河,人往各尼河，“专职种地”。乾隆二年（）还组织索伦官兵的妻子们,到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二十五年（）又派遣回子名，前往呼伦贝尔“教导灌田”。雍乾两代的百般努力最终都因自然条件的限制，或“因旱欠收”，或无收获，最终不了了之。雍、乾呼伦贝尔农耕的失败,主要障碍来自于自然环境。同样，清末呼伦贝尔的自然条件并未改变,而朝廷却要推行移农民实边，其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正是由于第二次移民实边*策违背了呼伦贝尔传统生产生活习惯，推行过程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而引起民情波动。有清一代呼伦贝尔虽然是*事驻防区,但定居这里的官兵都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蒙古、达斡尔、索伦等民族，他们除有*籍身份外，经济、生活方式、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与蒙古地区一样。开禁以后，朝廷急于实边，迅即在呼伦贝尔进行改制，以府厅分管旗人;划游牧地招民开荒，打破了当地的传统习惯，遂引起民情惶惑不安。例如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宣统二年（）的奏报中就提到：“胪滨府、呼伦厅等官，将本呼伦贝尔地方分管，又将旗人户口册档令照府、厅之式填报”，“众心惶恐惊惧,虽百般开导，置若罔闻，竟致旗员势不能管理。而又在游牧内有碍之处招户开垦，致本以游牧为生者失生计之道，困穷已极”。鉴于此，呼伦贝尔五翼八旗总管曾联名奏报，要求“参酌情形，妥筹办法，以示体恤，而安众情”，但被朝廷驳回，更加剧了民心不稳。次年（）,这种局势被心怀叵测的沙俄所利用，在他们的挑拨下漠北岀现“蒙古独立”，呼伦贝尔也一度被裹挟进去。
诚然，第一次移民成果虽很显著，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由于驻防制度和封禁*策的束缚，在以后发展中其积极作用受到很大制约；第二次移民虽不成功，从长远看，改革旧制废除了制约当地发展的驻防制度和封禁*策，使远僻塞外的呼伦贝尔纳入到全国统一的地方体制中，从而密切了与外界的联系，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呼伦贝尔志略》提供的情况：（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当地汉族和蒙旗人户,人口。其中汉商（包括一些满族和回族）人户,人口,蒙旗（即原索伦和巴尔虎驻防八旗）人户,人口人。尤其汉族人口发展非常明显，与原驻防人口几乎是是1：2的比例，无疑这是废除驻防制度，确立民治机构的结果。（二）多种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年呼伦贝尔仍然没有纳税地亩的记载,可以说后来的汉族移民也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职业选择适合当地经济状况。在单一牧业经济区，中原粮食衣布以及日常生活的许多用品，都是游牧民族所必须的，贩运和开店铺经商以及就地组织生产，正是弥补这种经济需求的中间环节，所以适宜性的职业选择，是汉族移民定居呼伦贝尔的经济基础。多种经济的发展，不仅解决了汉族移民的生存问题，也繁荣了当地的经济。（三）边疆巩固。*治上由于地方行*机构确立与完善，有利于统一管理;移民形成的杂居，密切了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接触，在长期文化交融中促进了认同，这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