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五天的公路旅行。两个不熟的人，将穿过大兴安岭，沿着中俄国界河额尔古纳前行。路上偶尔尝试交谈，但一定不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咖啡馆里的聊天：在担心冷场中枪林弹雨一般的妙语连珠。现在，我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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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邻居沿着风与路，车从海拉尔游荡到了草原里，我几乎把头探出窗外，九月中旬，北京连着工作已被车远远抛到脑后，山野无尽。
一旁开车的刘子超平视着前方，作为专职旅行作家，这几年他只身出入中亚各国，对将至之地的历史人文又熟悉，并有着作为旅伴最珍贵的品质——安静，车上宜人的长时间安静。
他偶尔活动脖子，更偶尔视线偏航望一眼风景。过去五年，刘子超去了中欧南亚东南亚中亚，写了三本旅行文学，第三本《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刚出不久。他几乎去了中亚能去到的所有地方，帕米尔无人区、前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曾在历史惊骇一时如今几近消失的城市——苏联解体后，那些地球村里几乎最被遗忘的、我们陌生的邻居。
为什么在旅游网站和游记盛行的2世纪，严肃的旅行文学作家还值得作为一种职业？想起这些我又望着窗外草原出神，开车的人忽然愉快指着远处一座白塔，“看，还是来北海公园了。”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的北京北海公园，是我们原本要去的地方。一场拖了三个月的采访，我正要把预约门票的叮嘱发出时，他的信息发来：
“我正打算去大兴安岭，你要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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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鹿上山了吗？
三天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碰头。中午在海拉尔市一家火锅店，这儿饭量显然比北京大，我们望着盛上的一碗硕大米饭瞪圆了眼睛。
“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驯鹿。”刘子超有点儿高兴地说。
他托朋友找到一位在根河的鄂温克族驯鹿人，儿子住在城郊部落聚居点，颇新潮，父母仍生活在大兴安岭深林养驯鹿。“不过下雨鹿就上山了，就看不着鹿了。”他兴致勃勃介绍起鄂温克族和鲜卑的渊源，我们将经过额尔古纳——像要从里面嚼出什么似的念着这个名字，“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是一个市。”我心里说。
我和刘子超之前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和历史学家罗新关于《失落的卫星》的对谈，年轻时读了大量苏俄文学的罗新在过去十年常去中亚，但接触的都是当地同行，这是罗新读到的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中亚纪行，57岁的他羡慕作者在中亚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另一次是和他吃饭的人拉上我，“子超属于超级大闷锅，我都不知道和他说啥。”他很少谈论自己，社交网络上个人生活完全隐形，在他前两本书里我也看不清作者本人。那次见面，我们一直在等店员通知打烊。第三次见面很快结束，我借口要午睡提前离开。作者还是在书里更亲切一些——整个下午我都在咖啡馆看他的新书，几次笑出声。收到他问我在哪吃晚饭的信息时，我正看到书里人坐车贴着阿富汗边境前行，司机想让他换到低于票价的后排座位——我马上回复今晚有稿要编，再接着看书。出发，“今天我们先去额尔古纳，再到根河歇下。”第二天换上自驾车后，刘子超边开车边说。他给我看过这一程的路线图，我们将穿过大兴安岭——我只在小学课本见过的景色，他曾坐着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绕过大兴安岭外围，两天窗外都是金色森林。那趟火车上，人们从早上九点多就开始喝酒，整个车厢都是伏特加和黑面包气味。
车上很安静。音响无法连蓝牙，他徒劳地调了一下收音机功能。我全神贯注地看风景，有时想起要写的这篇采访稿，又问一些徒劳的问题：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反问。
但听到我说林间有采蘑菇的人时，他马上掉头往回开，走进白桦林找到采蘑菇的夫妇聊起来。他们住在我们要去的根河市，大兴安岭的蘑菇采摘季到了，前一晚下雨，林里冒出许多白桦菇，这个下午他们摘了两桶。过了会儿，“聊的差不多了。”他和我说。我们离开。
刘子超的旅行写作第一站是印度，约等于把新手空投到塔尖历练。这是他20年当记者时旅行杂志《穿越ACROSS》的一期封面报道，派五位记者各走一个月印度，他走的佛陀之路，一个月下来，人瘦了十斤。那期印度专题有关于尼赫鲁*治家族、塔塔经济家族等颇有分量的新闻特写报道，但他那篇《穿越印度的火车之旅》不太一样，更像9世纪西方作家们赴远方、富有探索性和人文性的旅行文学。
车到根河遇上大雨，那户人家告诉我们驯鹿上山了。但在鄂温克猎民聚居的敖鲁古雅，有个地方或许可以上山找鹿。距离敖鲁古雅还有公里，“要去吗？”他问。
“不去了。”我说。
他接着开过去，我们到达敖鲁古雅，聚居地竟然要收00元门票，里头只有漂亮木屋售卖鹿制品。但有另一条上山路，需要穿过城区，再开二十多公里小路。“还要再开吗？”他说。
“不要了。”我说。
然后他继续往前开去，大雨瓢泼，进山口被封山架拦住。我们没见到驯鹿，但大雨中，出现了两道光柱一般的巨大彩虹。“今天的工作结束了。”车到旅店门口，他满意地说。我回房点外卖，接着编那篇不存在的稿子。他去吃晚饭，发来一张“鲜卑”啤酒照片，我扫了一眼继续看书；书里已经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塔姆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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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林里的改道
“去莫尔道嘎的路封了。”
在根河一家羊肉烧麦店吃早餐时，刘子超以一种试图让我别担心的语气说道，看我依然忙于烧麦，他加重语气，又加了砝码，“如果路上出现修路、断路，或其他情况，我们就得折回根河，再想其他办法。”
我们决定改道，山雾还悬在林梢，走两条小路弯到原本要去的莫尔道嘎。山路边停着三轮车和装蘑菇的桶子，一些人把封山架抬起，骑摩托进了山。根河是森林与草原的界线，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此交汇，一边是草原、河流，一边是森林、山岗。
“再往前就是林区，手机就没信号了。”他说。
信号消失前，我在车上还不时收到工作信息，他安静听完我关于工作的气话。他辞职写作后，我陆续在他以前工作过的两家杂志工作，听不同人说起他，在赶稿和旷工中看他在杂志上一页一页走去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前单位时，编辑常劝我想一想以后的出路，“你不能一直当记者吧？”举的正面案例是只身赴中亚写中亚的刘子超和一位用几年时间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前辈——“做一些属于你自己、真正重要、能抵抗时间的东西”。
去年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首届“全球真实故事奖”中，一个中国人视角的中亚失落之国——刘子超写的乌兹别克获了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