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
文
成一农
一、当前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
城市选址是研究一座城市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大都包含在相关的历史城市地理或者城市史的研究中，极少有专门的论著，也极少有对这方面研究方法的讨论，但当前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善，并且有着公式化、模式化的趋势。下面首先对以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进行总结。
以往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侯仁之先生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在此之前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中，G·泰勒认为“看来在北京城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由于巫术上和*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相与抗衡”。与此不同，侯仁之先生从地理的角度入手，复原了北京城最初的地理环境，认为“从这一复原工作中，可以发现在蓟城故址的东南一带，淀泊沼泽星罗棋布，原是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在交通上的严重障碍。那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经过今日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才能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原……因此沿太行山北来的大道在进入北京小平原后，便开始分歧为至少是三条继续北进的道路。这个分歧点本来就应该在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上……在渡口最近而又不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开始成长起来，这就是古代的蓟城，也就是古代南北大道上的分歧点”。由于泰勒的观点缺乏文献支持，同时侯仁之先生的分析又符合现代地理学对城市选址的科学阐述，因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在该文中，侯仁之先生还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金中都向元大都城址转移的原因，认为是水源丰富的高粱河水系取代了莲花河水系。侯仁之从地理环境（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为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分析的因素一般包括：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此外有时还考虑*治环境以及其它历史人文条件（如国都的转移）等。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但研究方法大致相同，下面仅举一例予以说明：
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中论述“如对上述四项带有规律性的变化加以对比分析便会发现，洛阳古代都城诸城址的迁移现象主要表现为，伴随时代的变迁逐渐由东向西迁移；而且早期城址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洛河北岸的沿河高地，只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才敢于跨越洛河扩展城区，并最终达到驾驭洛河乃至洛河水系、跨河营建大型都市的高度境界。研究洛阳古代都城城址的迁移现象，就是要从中找出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对于洛阳城选址和迁移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到水源供应和地理形势（包括交通、平原的面积）的影响，并且提出“一代都城城址的选定，既要考虑到*治、经济、*事以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又要适合当时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个比较理想的都城城址应该具备的条件，最主要的，一是合适的地理形势，二是充足的水源，二者缺一不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其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地理形势优越与否、时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强弱，甚至可以成为制约城市发展前途的关键”。
此外，还有些学者试图对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特点进行总结，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即“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和“气候温和，物产丰盈”。此外他还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中提出“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只有河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理由也是因为河流沿岸“土地平坦”、“供水方便”、“交通便利”和“物产丰盈”。再如陈正祥认为“城的位置，除受地形控制外，也同交通路线、水路航程，太阳光向以及民族迁移途径等有关”。
这种考虑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合理的，不过却难以回答科斯托夫（Kostof）提出的问题“毕竟在许多河流的交汇处、路道的连接点以及具有防御优势的高地上并没有孕育出任何城市”，这是以往城市选址研究方法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下面再看阿斯顿（Aston）和邦德（Bond）的观点：“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不可抗拒的位置操纵的结果”。基于上述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下面即先从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使用的材料入手，对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二、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之前，先简单阐释以往从地理环境入手的研究经常存在的两点问题：1、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非常强调交通线对城市选址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以往的研究在论述时有时会忽视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先后关系。虽然交通线的开拓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的选址，但是城市形成后，也可以吸引交通线。正如阿斯顿和邦德所述“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具体到个案研究，如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强调靖边县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西夏赫连勃勃开凿的。这一点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但问题在于，是先有交通线再有城市，还是先有城市然后为了城市而开凿了（或转移了）交通线。从宋代放弃夏州后，这条道路也随之废弃的情况来看，后者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2、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以往研究中有时会引用某一城市所在的“形胜”或者优良的地理形势来佐证城市选址的合理，但一般而言，这些描述基本上涵盖的是一个宏观的、范围广大的地域，并不能用于证明城市在某一具体、微观位置的选址。
经常作为城市选址合理性重要证据的交通线也是如此，需要区分交通线经过的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区域。在山区或者某些河流上的渡口，交通线对于城市选址的影响大多数是具体的，可以决定城址产生于某一点；而在平原地区，交通线实际上并不是一条线，穿越的是整个区域，这时交通线只能决定这一区域中将会产生城市，但并不能决定城市的具体位置。
与此类似，在城市选址研究中，有时也会用存在物产丰富的经济腹地来作为选址合理的证据，这同样概括的是一个宏观的地理环境，不能用于证明城址微观选址的合理性。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平原中，可能存在众多可以修建城市的地点。
下面列举一些研究中的实例，如赵亮《成都城址选择的历史优越性》一文列举了成都选址的几点优越性，即：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有利、气候温润、物产丰盈。这几点实际上是整个成都平原所具有的优势，并不能说明成都所在具体位置的优越。再如王振州《唐长安城选址思想研究》一文，其所论证的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和*治基础是适用于整个关中平原的，并不是唐代建都长安的直接原因。类似的还有刘菊香《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文中作者分析了当时灵州的优势，即有贺兰山、*河两道天险，又是多条道路的汇聚点，战略地位比夏州重要，而且经济繁荣，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这些优势确实是夏州所不具备的，但这应当是灵州所在的整个银川平原的优势，在这一平原上还存在其它城市（甚至可能还有其它可以选择的地点），因此作者所叙述的这些原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迁都到灵州，而不是这一平原上的其它城市或者位置。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混淆了影响城市选址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当然并不是否认以往的研究方法，只是认为在研究中，应当区分决定城市选址的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两点，以往很多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的出发点（或者潜意识中）认为研究对象的选址是正确，或者至少是非常合理的，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能证明其合理性的根据。在方法上，这属于“以果推因”，“合理性”是非常容易的找到的。但人，而且是古人，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各种因素，很难进行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试想这一点即使现代人也难以做到，因此古人对城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会向现代人认识的那样全面，而且在选址上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一些研究中对城市选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是古人的认识，而是我们今天的认识。
而且，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不可能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合理”与“不合理”并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太容易衡量。这方面在古代也存在一些例证，例如：
歙县（徽州）,《新安志》卷一“治所”载：“宣和三年，睦寇方腊既平，部使者迁其城于溪北三里，民不以为便。事闻，会除卢宗原为守，有诏同徐宏中相度。宗原以为新城地形不正，周四里有余，北皆重山，才能为三门，距溪数里，茶盐载卸者弗便；濒涧为垒善崩，截山围筑，外高内庳，瞰临城中，又无壕堑不足以为固；内之则顽石冈陇虚占其半，崚嶒峻仄不可以建居止；余皆荒草沙砾之地。夏秋山水暴涨，灌注城内，雨雪则停潦为泥，盐米断绝；又顽石不可为井，土井六七，味恶易浊，汲谿则人以为苦。民以其故不愿。旧城据山下平原，大势端正，周七里三十步。左有长溪，春冬水面二十丈，夏秋阔一里许，湍流百尺，循城西南而下，便于载卸；其右则倚山为城，亦临□溪，绕城东北不可逾越。市皆甓甃，民居宽广，井泉且千所，向特以城壁不全，故不能守。今若因故基修筑，足为险固，以此民情愿还。得旨，以旧城为州，以新城为歙县，且令以渐修筑，而新城亦卒不为县，今民间犹号新州。宗原城旧州毕，明年八月与士民复归于旧州”。
这条资料中，卢宗原对于新城选址存在的问题阐释的非常明确，而且可能也是准确的，因此最终迁回了老城。虽然从这条资料中难以得出当时“部使者”迁建新城的原因，不过当时必然也提出了有一定说服力原因，并且很可能当时旧城也存在某些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的认识也具有主观性），否则也不会存在迁城的问题了。而且可以想见，他提出的原因必然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否则新城不会进行修筑。这一例子不仅阐释了在中国古代肯定存在选址错误的情况，而且说明不同的人对于选址“合理性”的认识是不同的。
还可以举一个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一文中的例子，下面引用这篇论文中的几段论述“新竹虽以地方贸易中心和该厅文化民*机关所在地而欣欣向荣，可是在台北盆地兴起的艋舺，却威胁着它的优越地位。在18世纪下半叶与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港口集镇的发展速度与普遍繁荣甚至超过新竹。此外，年艋舺取得了重要*事机关以及一个较小的民*驻点的地位，并开始起着台北鸡笼地区的下属*府治所的作用……此后，由于艋舺的全面繁荣和富有郊商的影响，官吏开始觉得艋舺比新竹更有吸引力了。高级*事当局似乎看上了欣欣向荣的艋舺商业中心，或是台湾中部富饶的彰化与鹿港，但却没有看上新竹”。“虽然艋舺发生了经济衰退，但邻近的港口集镇大稻埕，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替换了艋舺，成为台湾北部的重要商业中心……新竹地方缙绅虽坚决反对，但清廷当局却仍然毫不动摇，决定在艋舺邻近建立新的府治，而没有把新竹的旧厅址作为台北*府的主要治所”。拉姆利对于选址原因的论述应当是“合理”的，当然这是从*府角度的考虑，但从新竹人的视角来看，这种选址的是不是就有些“不合理”呢？那么这不正体现了“人”在选址中的能动作用？
再如绥远城的选址。绥远城的选址始自雍正十二年（年），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选址工作，当时存在多种方案：
“雍正十三年（年）六月二十四日，右卫将*申慕德议奏，内蒙古大青山地方特木尔、章奇塔尔两村间，宜筑城驻兵及训练兵丁”。同日，原都统丹津、原尚书通智等奏称：“臣等二人与将*宗室申穆德查看筑城之处，定于察素齐山南旷野，图尔根河北岸地方。此处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所谓北门锁钥者，询无以要于兹矣”。乾隆元年（年）四月，稽察归化城*需给事中永泰否定了之前的方案，提出在归化城东门之外修建一座新城，即“黑河（即图尔根河）离归化城二十里，似毋庸筑城也。盖归化城旧城，即古丰州，背山襟河，出入咽喉，最属扼要，易于防御，今欲于黑河地方另筑一城，咫尺之间，两城相望，既无款制，亦无庇益，殊为赘设。况添造新城，周围约计六七里，设立衙门、仓库、搭盖营房，创始经营，工程约需二三年，工费约得二三百万，旷日持久，糜耗浩繁。在国家蠲租赦赋，动辄数百万，自不惜此，然以有用之钱粮，终为无益之处费，似不如就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之东门外地方间广筑，接旧城筑一新城，周围止须二三里。而旧城现有仓库、衙门，小民居住城内者，隙地甚多，房屋无几，酌给价值，令民移居城外买卖为业。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较之黑河地形款制，声势相援，便于呼应，费用亦相去悬殊”。此后，在办理归化城事务正红旗满洲副都统瞻岱请求下，清廷派风水官员前往归化城一带实地勘察，最终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奏“臣前奏建筑城垣基址尚未指定，蒙皇上敕派户部员外郎洪文涧、钦天监监副李廷耀，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抵归化城。臣与都统丹津等会同相度，据员外郎洪文涧等称：‘依克图尔根地方处在雨水之中，乃地势漥下，南面高而北面低，西首空而水直□无关无拦，散漫无收，此处建筑城垣未为妥协。详视归化城之东北约五里许处，后有大青山作屏障，前有依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贰河之环抱，左有喀尔沁口之水，右有红山口之水，会于未方。其中地势永固之城基，实*民久安之处所。城垣建筑于此，取壬山丙向甚为合宜等语。’臣等复细加酌核，今选视归化城之东北五里许地方，实属风水合法、形势得宜。又系翁稳岭喀尔沁口*营行走之通衢大路。臣等公同酌定辛巳时先在壬方动土兴工吉。但今选择之处，非原奏依克图尔根地方，谨绘图呈御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其建议最终被采纳。
从上述叙述来看，归绥城的选址至少存在三种方案，如果按照以往的研究必然能找到城市在现在位置上选址的一些合理因素，从瞻岱的奏疏来看，选择在这一位置主要因为合乎风水，并且位于一条通衢大路。不过，这一选址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仅在2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二年（年），绥远城城垣就被水冲坍损坏，至乾隆三十四年（年）才修复；乾隆三十八年（年）五月又连续降雨两日，雨势过急，山水爆发，新旧两城积水1-2尺等等。同时根据材料来看，其它几种选址方案都具有一些合理性，如果不知道最终结果的话，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案呢？如果当时采用了其他某一方案的话，也许也是可行的。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但在这里进行这种假设是为了说明历史是人创造的，城址的选择也是由人进行的。
这里并不是将研究推入到不可知论的境地，而是希望在今后城市选址研究中能突出“人”的因素。人地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但是当前历史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可能主要受到以往历史学